玻璃瓶的制作原料与工艺 玻璃瓶的使用特点和种类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超越，这也是一种主体思想。

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先贤圣哲们始终对人的像西方所强调的科学主义的认知能力持一悲观、怀疑的态度。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有类似说法，以儒出于诸侯保氏之官，保氏之官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2]。

当然，这不妨碍竹简论情有其独到之处。由爱类七、恶类三这些说法里，我们也可以窥见竹简所言情的内容丰富性。恢复社会秩序也表现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而荀子所说的情感，也并非如孔孟所说的内在于人的道德情感，而只是自然人性的直接表现，这一点，人与鸟兽等有血气之属无不同，对于死者所表现出来的悲哀，只是物伤其类。旧时识字课本《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二士，这恐怕是对于孔子最简易直截的、同时比较符合事实的赞美了吧。

不过，在当时，儒家还是百家中的一家，虽然孟子已经开始为维护这一新的传统而排斥异端。其先后之舍（裘按：简文‘舍字似当读为‘叙，‘叙通‘序）则义道焉。在中国语言文字中，为字有多种含义和用法。

这也是中国诠释学中的基本问题。这说明他是重视后天学习和修养的。如前所说，原点包含着无限可能性，在历史的诠释中，它的内容和意义不断发生变化，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甚至发生某种程度的意义转向，但是，它所标志的基本信念是确定的。从现代的眼光看，中国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价值系统，有别于其他哲学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但其基本信念和核心价值是不会改变的。

[19]《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一册，第183页。但是，要真正实现出来，则只能靠后天的学习、修养和锻炼。

郭店楚简是迄今发现距孔子年代最近的文本，它的解释更符合孔子的原意。根据上面的解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仁是受于天而具于心的一种最重要的德性，可称之为全德。但孝又是什么？有人认为孝出于内在的自然情感，有人认为是外在的家族伦理。孔子之文章，是有深刻意蕴的，是以性与天道为其终极关切的。

其结果是重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世界。有人可能认为，在其延伸变化中，历史因素包括解释者的历史条件、历史变化和历史意识起了决定的作用。正如张载所说，人不可贪天之功为己力。而西方的德性主义伦理学，则认为孔子的德性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无可比性，因为他们仍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否定人性中生长着的善的潜力，即先天因素。

孝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问题，以致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就是孝文化。从普遍人性的角度解释仁，孝悌就只能是仁的一种作用或表现，不能成为仁性的根源或基础，正好相反，仁性才是孝悌的根本。

[3]《正蒙·天道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3页。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本文不详论。

汉唐以来的一些诠释者，继承了这一传统。仁学本身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的诠释学中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人与自然完全对立的二元式的价值理论，中国哲学中的主体既不是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认识主体，也不是以为自然立法而自命的价值主体，更不是与他者相对立的纯粹的自我。这是仁学诠释中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按此解释，仁只限于我与你的关系，近而言之，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待的关系，而不包括我与他者即物的关系。与此相应，仁要么是内在德性，要么是外在的伦理规范。

当代新儒学即属于这种情况。将仁的形而上的意义不断加以消解，只从感性情感或物质化的层面进行解释，如明清以后的某些人，将仁解作感性情感或气质之性，而近代的谭嗣同则用物理学中的以太、电子和各种力来解释仁，试图与西方的平等、博爱相对接，这当然是一种很幼稚的做法

所谓现代意义，可说是用现代哲学语言（不是翻译）所表达的意义。而且能够超生死，成为永恒的人。

天代表自然界，不过不是科学所说的自然界，而是哲学所说的自然界。主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依然存在，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了。

这是哲学层次上的生态学。冯友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但是一般地说，他确实运用了西方式的概念分析，使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富有新意，而且清楚明白了。这样的人，不仅超越了自然状态的人，而且超越了社会（就人是社会动物而言），具有超社会的意义。但是，只有分析之后，才能知其不可分析。

就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巨大变革，即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需要言说的，但是讲到最深奥之处，则要靠直觉体验，意出言表 、默识心通，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

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应当承认，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

[6]《全集》第1卷，第236页。这种认同当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体现了他的中西互释的理想，也是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期望。[8]《全集》第1卷，第222页。[7] 实际上就是指此而言的。

[1] 前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命运问题。第二层含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

当时，他一方面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另方面又批评他们将哲学只局限于逻辑分析的做法，主张哲学应当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建立新的人学形上学。有了这种境界，人类就能够自觉地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

[6] 这当然需要经过现代的重新解释，这种重新解释需要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11]《全集》第1卷，第226页。